正月初四晚上11点,我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吵醒,“喂,皮皮,明天帮我去看看我爸好吗?”这声音好熟悉,突然我意识到这是个越洋电话——同学佳的电话。“我妈说,我爸最近胃不好,住院了。说问题不大,但我每次打电话,家里都没人,我爸也一直不接我电话,总觉得他们在隐瞒什么,我后天回国,你先替我去看看到底怎么了。”
第二天,按照佳说的地址,我来到了医院,也许是过年的原因,病区很冷清。走到病房外,我踮起脚尖,正要透过门上玻璃往里看,忽然门开了,从门缝里挤出一个“小老太太”,四目相对,只觉得这眼神真熟悉。“皮皮?你怎么来了?”“阿……阿姨?”我真不敢相信,眼前的“小老太太”竟是佳的母亲!印象中,佳的母亲是那种娇小玲珑型的女人,但也不至于如此瘦弱呀,瘦小得让人感觉一只手就能把她举起来似的!阿姨的头发都白了,老老实实地贴在头皮上,巴掌大的脸上罩了一个大口罩,松松垮垮的,瘦小的身体上套了件棉服,逛荡逛荡的。
“皮皮,你怎么来了?”阿姨边问边摘下了口罩,那张蜡黄的脸上,一双深陷、布满血丝的眼睛格外抢眼。“阿姨,听佳说杨叔病了,我来看看,佳明天就能到北京了。”“啊?佳回来了?”那双疲惫不堪的眼睛里突然闪现出喜悦和希望,那双干枯的手一下子抓住了我的手,那双手是那么冷,抓得是那么紧。接下来,阿姨叙说了杨叔生病的过程,年三十杨叔突然昏倒,醒来后就开始便血,脸色蜡黄,但他执意不来医院,说是初五还要上班。第二天,杨叔便血更加严重了,再次昏倒,最后被120送到了医院。到了医院,每隔两三天杨叔就会便血,每次都是黑漆漆、果冻似的大半盆,血色素也降到了5克。一次,阿姨扶着杨叔去卫生间,刚一下床,杨叔突然口吐鲜血,眼睛一闭,晕倒在床边。床单上、衣服上、地上血迹斑斑。阿姨说当时她紧紧抱着杨叔,心里怕极了,感觉这次他挺不过来,天就要塌了。吐血时,血呛到肺,杨叔的肺又感染了,开始发高烧,一时清醒一时糊涂,可只要他感觉好点,就会轻轻地说:“别告诉孩子。”阿姨说,杨叔知道佳现在正考试呢,不想让她着急!
正月初六,佳回到了北京。来到医院,她一下子冲进了病房,噗通一声跪在父亲的床前,紧紧拉着父亲的手。也许是亲情感应,杨叔慢慢地睁开眼睛,侧过头,看到了“大洋彼岸”的女儿,女儿的样子在他的眼睛里由清晰渐渐地模糊了,泪水顺着眼角流了下来。然后,杨叔用力地攥了一下拳,摇了摇头,他知道,女儿因为他耽误了考试!
接下来的几天,佳陪着母亲找医生,询问父亲的病情,阿姨看起来比前几天也精神了许多。她说,闺女在身边,心里踏实,不管发生什么,一家人在一起!杨叔的病好好坏坏,一直不稳定,但只要稍微好点,他就要求摘掉呼吸面罩,和女儿聊几句,大多是询问在国外学习怎么样,生活怎么样。转眼间,20天过去了,佳要回美国了,因为马上要毕业了,她签了实习单位,必须回去,但她又怎么割舍得下病重的父亲呢?杨叔似乎知道了女儿的顾虑,这几天病情稳定了许多。
一天,我去看杨叔,佳正好从医生办公室出来。“怎么样,医生说什么了?”我关切地问。“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。”我们坐在走廊里,佳说杨叔的病情不稳定,随时有生命危险。她转述医生的话时,很镇静,很平静,有一种超出她年龄的沉稳。“为什么?为什么我爸不再给我点时间,再等等我,就一年,就一年了!”她不停地晃动着食指,重复着:“一年,就一年……”然后仰起头,泪水“刷”地一下子顺着脸颊流了下来,刚才那张坚强、沉稳的脸上写满了痛苦和无奈,“人家说‘山西老抠’,我爸是山东人可比山西人抠多了,一分钱恨不得掰碎了花。大学毕业那年,我说想出国留学,但花销太大了,怕我爸不同意,但没想到他痛快地答应了,说钱要花在刀刃上!临走时,我拍着胸脯说一定好好学习,挣大钱,给他们买大汽车、大房子。当时,我爸特高兴,说一定等我回来!我在国外边学习边打工,小假期时还和朋友们去玩玩,每次打电话我都兴高采烈地讲述着国外的生活,却很少打听他们怎么样了。我似乎忘记了,自己长大的同时,爸妈却变老了。知道吗,我爸在病倒的前一天还在值夜班,其实他去年就退休了,可为了我,他还在挣钱,还在挣命!以前,我从来没想过爸妈会生病,生命会这么脆弱,这么急促,不能再给我一点时间吗?”
回家的路上,我一直想佳的话。我们都是80后,从小到大习惯了父母的照顾与呵护,有时甚至认为这些照顾是理所当然的。我们求学、结婚、生子,在我们成长过程中,衰老和疾病却一点点逼近父母。但父母似乎看不到这些“危险”,他们只是一心期待儿女的成长与快乐。
三天后,佳坐上回美国的飞机。一周后,杨叔出院了,谁也没想到他居然挺过来了,也许杨叔听到了女儿的祈求,他要给女儿时间,要给女儿希望。我想生命就是这样吧,它是脆弱的,经不起疾病的折磨;但它又是顽强的,为了爱,为了希望,它百折不挠!
作者:南陵县中医医院 杜宇